2010年安徽公务员考试《申论》A卷

2010-12-30 20:30:00 | 来源：

2010年安徽公务员考试《申论》A卷

材料1：

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他们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

②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2月27日下午来到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与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出的国家将出台哪些措施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时，温总理表示，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的，或者说是老农民工的第二代。有人说，农民工可以改一个称呼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现象，其实质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工。大家可以看，从采矿、钢铁，到纺织，到运输，到城市的清洁工甚至到若干服务岗位上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了。我们城市建设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人们生活能够安心，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温总理说，这里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们比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至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温总理说，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逐渐地要代替老一代农民工。温总理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症结问题就是户籍。政府今后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③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基于这一考虑，把这两部分亚群体分别称之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具体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此可看出，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区分的要点在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其自身的文化、观念及行为上的差异。以人口学和经济学视角从农民工群体自身出发提出的“第二代农民工”与从社会学角度所说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其实是同一群体。

④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地不够种了，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由支配劳动的权利，于是一部分农民就出来打工。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因为是“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应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服装业、出口企业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

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

“90后”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要，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了很多困境，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无不与此有关。

⑤与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最后返乡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打算通过多种途径尽量留在务工地。武汉大学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显示，第二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的占42.4%，“不愿意回乡干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如果把两者定义为“倾向于留城者”，则其比例高达57.6%，即第二代农民工中有一多半打算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生活。《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也证明了这一事实。《报告》指出，27.4%的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定居，50.2%的表示“干得好，愿意呆下去”，甚至高达62.6%的梦想着未来做老板，而打算“干几年回家”的只占两成。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已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材料2：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那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放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存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佣其他的人为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儿，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嘛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的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材料3：

下面节选的是媒体有关文章的部分事例（次序有所打乱）：

（1）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小廖，2003年初中毕业后，南下开始了打工岁月。在工厂做过普工，做过商场售货员，辗转多份工作后，她决定参加技能培训，学习一技之长。2007年前后，小廖参加职业培训，考取了服务业内的一个从业资格证书。2009年通过深圳市“招调工”考试，终于结束了自己“深圳外来工”的身份，拥有了深圳市的户籍。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2008年她开始成为“可颂坊”连锁店的店长。目前，她又报考了自考大专学历，要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

（2）24岁，湖南益阳，钟艳，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打扮时尚，在外打工多年，辗转于深圳、长沙、上海，最初的村姑，时髦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朵开放在大都市的山菊花”，上海一家酒店收银员，“工作不如之前在长沙轻松，但见识长了不少。”

（3）“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赐昱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杨诗勇说。

（4）“K歌、泡吧、上网、听歌、聊QQ”，这是河南的一位90后对理想的打工生活的解读。“已经慢慢习惯了很多城里人的消费方式。”19岁的何建玲说。她是何云山【见下（6）】的妹妹，现在在广东虎门一家服装厂工作，手机下载的是最流行的歌曲，她经常K歌、出游，和朋友一起消费时实行AA制。

（5）廖婉怡说：“以前在乡下没有什么娱乐，现在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K歌和逛街买衣服。”她和何建玲对工作环境的要求都是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环境带来的心理感受。

（6）三年前来到深圳龙岗打工的小孙，至今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现在的手袋厂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又准备跳槽。记者发现，像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23岁的广东湛江小伙何云山，现在在东莞一家工厂做仓管，基本工资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职业介绍所，有时也上网浏览人才网站。他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和现在薪水一样就行。就是想多尝试一些工作、多点见识。”

（7）来自广西玉林的廖婉怡，在东莞打工，每个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时不往家寄钱，“因为父母不需要”。她把大部分工资攒下，设想过几年回到玉林开间服装店。“我出来就是想长点见识，可不想一辈子打工。”廖婉怡每次逛街都会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鲜花样。她说：“这里比我家乡时尚得多，回家开店时好多东西可以直接照搬。”

（8）“请问企业给交保险吗？用不用加班啊？”这经常是新生代农民工应聘者问的第一句话。24岁的周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广东工作已经5年了，先后干过销售、保安以及电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经历是电子加工。因为经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无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对工资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总加班，能交各类保险的稳定工作最好。”

（9）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南桃源县的童方标所在的工厂好久未能发工资，他便向老板讨薪。父亲知道后大为紧张，不停打电话来劝他：“算了吧，别惹事，别惹事！”“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童方标说。

材料4：

据南京市雨花台检察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趋势，二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与父辈“有活就干”相比，二代农民工对工作明显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还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需要经常加班加点、业余时间没有保障的工作。

二代农民工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上歪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4年以来，南京警方每年在安德门市场至少打掉一个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伙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此类团伙中，只有几个人是核心人物，其他人都是被引诱进来的。而这些核心人员，大多劣迹斑斑。在他们“不干活也能挣钱”的教唆下，一些在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也加入其中。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犯罪呈现的新特点，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专门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以往劳务市场周边农民工犯罪多以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和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类为主。但近年来，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等新型犯罪出现上升趋势。

新型犯罪多发生在二代农民工身上。雨花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许多二代农民工不屑于盗窃、抢劫等“小偷小摸”的事，理由是来钱少、风险大。在他们眼里，制作贩卖假发票、办理信用卡套现是“低风险、低投入、高产出”的发财捷径。

“二代农民工涉罪比例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此应给予高度关注。”雨花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顾晓宁认为，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二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引起了各方重视。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采取对策，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