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江苏公务员考试《申论》卷

2009-12-31 06:30:00 | 来源：网络及考生回忆

2009年江苏公务员考试《申论》卷

二、给定材料

材料1：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激方案。各地方政府摩拳擦掌，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合计投资18万亿人民币。

这当然很好。但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能力，及时介入并积极主导区域的分工协调，努力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比如：一个城市要进行比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考虑与其周边地区协调合作，谋求优势互补，避免各自为政，不计成本和效益，另铺摊子。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带来负面效应。

再如，在中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走进医院，处处可见人满为患的场景：医院既缺病房、病床，又缺医生、护士，乡镇医院连一般的疾病都无法检查，村民必须辗转到县城去看病。稍微复杂一点的病情，县级医院又无法应对，必须转到省市医院。如果每个村子都建设小型医疗所，治疗一些感冒发烧的常见症状；每个乡镇能建设中等医院，中小城市按人口比例建设相应规模的医院，群众就不必劳顿奔波到大城市看病。如果国家将医疗领域作为重点投资对象，废除投资壁垒，将会对内需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这不仅可以激活对建筑材料、医疗器材的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大大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

扩大内需不应是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扩大内需不是花钱比赛，不应再重复过去大量浪费的惨痛教训。扩大内需应尊重市场机制，瞄准国内消费，同时全程接受人民和媒体的监督质询。

材料2：

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还在扩散，在出口市场开始“过冬”的情况下，国内消费成为我国保证经济增速的“发动机”。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贸易顺差吸收了大量外汇。央行官方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央行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效地推动就业，促进和支持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更多地转到扩大内需上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看来当前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增长，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源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国没有太多选择，整个的全球经济现在看来都成了问题，这个时候还仍然靠出口为主的，或者说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冲击，所以现在得赶紧采取一些措施，使我们内需增加，用以补偿外需减少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改变发展模式一个催化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如果做得好的话，很可能从此以后，能够把中国经济从外向型为主变成以内向型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呢，从而打破原来的那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启动内需不是刺激投资，而是刺激消费，要老百姓花钱，首先老百姓得有钱，这几年为什么消费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老百姓有了钱为什么存在银行而不愿意去花呢？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的养老、医疗、孩子的就医就学，都必须通过一些制度性的改革来树立起他们的信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我们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只有35%，而居民消费在其他国家都在70%以上，我们的居民消费太弱了，所以不能再刺激投资了。我们过去每年的投资率增长20%，已经形成了很多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产能过去主要是依靠海外市场来消化，现在海外市场的需求没有了，这些过剩产品怎么办？所以你再刺激投资，这条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如果刺激消费的话，就要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医疗的改革要赶快推进，养老保险、教育支出都是老百姓储蓄的主要用途，在这些方面的改革要尽快进行。

材料3：

中国人历来视勤俭节约为美德，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件坏事？美德反倒变成了不利于整体社会发展的负面精神遗产？显然，这里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向往比现在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除了少数将物质享受与精神修养对立起来的苦行者之外。因此，人的消费欲望是天然地无休止和得陇望蜀的，但他的现实购买力约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消费的意愿与购买力的重合部分，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需求”。发展经济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和升级的消费水平，只要这些消费是合法的、健康的，其本质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经济学还告诉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消费偏好，不同消费之间存在或强或弱的替代性，同一种消费还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因为建立一个主要立足于国内消费市场的经济体系，一方面符合以人为本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施政理念，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地抵御和缓解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可能冲击。因此，“拉动内需”一时间变成了媒体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汇。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拉动内需？我在上面说到的不对劲的地方就出现在这里。

既然是一种“需求”，那么所谓内需，必然是指国内市场上既有意愿又有购买力的那部分消费要求。近来媒体上关于“国富民穷”和“提高人民收入”的分析讨论很多，本文不再重复，我更想从另一方面探讨所谓“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

其实人人都明白，收入的普遍增长是一项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购买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消费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下降，购买力也会提高。我想这就是各地打折促销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过去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而是它们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太高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房价了。

不过，我最想重点讨论的问题还不在鼓励普通商品和服务降价这方面。在我看来，那些将拉动内需等同于“鼓励老百姓消费”的宣传员们混淆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假如“内需”，是将老百姓钱包中的钱吸引出来就能够“拉动”的话，通货膨胀就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拉动内需”的核心是使中国目前日益明显的出口导向的“生产型经济”转型为国内市场导向的“消费型经济”；而所谓“鼓励消费”，重点也不在于鼓励老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而在于鼓励形成一个有利于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经济体系。因此，拉动内需和鼓励消费的枢纽在于改变政府行为，而不是改变人民行为。

我是一个吃穿不愁的中等收入的上海市民，平时的消费的确很少。但我仔细思量一下，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我清心寡欲，而是我需要的同时又有能力支付的商品（主要是服务）实在太少了。比方说，人近中年又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非常需要保持足够的体育锻炼，假如离我家步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各种运动洗浴设施基本齐全的健身会馆年费在2000元以下（我自认为已经不算便宜了），我想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消费的”。但我找遍整个街区，符合我要求的健身馆的最低价格是我心理价位的3倍。又如，我是个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假如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影院能够在任何时间段都买得到20元以下一张的电影票，上海的音乐厅和剧院能够有200元以下一张的音乐会门票（我以为这两个价格也已很不低了），我想我很可能会每星期“消费”一场电影，每月“消费”一场音乐会的。这笔消费还会附带上另一个好处，我会因此大大减少在地摊上买盗版碟的开支，从而也就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了间接贡献。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一般电影和音乐会的价格也在我心理价位的3倍以上。于是，我的上述消费愿望就这么被抑制了。还有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遗产更是我这个有点文化的人的强烈爱好，但一想到景点门票比酒店价格还贵，还难免要被导游和各色宣称为我“服务”人强拉去买各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回扣的高价商品，我就止步不前了……此外还有一些消费，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我一定会有需求的——20年前我以为有个BP机就够方便了，可仅仅过了不到5年，我就开始向往拥有一部手机了。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一定有人愿意开我中意的健身馆和电影院，但他们不是因为租金太贵的市场因素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私营企业不能涉及许多文化事业的行政因素而不被允许经营。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要真正“拉动内需”，合理的途径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放松乃至取消管制，在该管的地方要坚决承担起责任，哪怕是起码的责任。前者叫不干预（等于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后者叫维护市场秩序。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特别照顾，只要他们的合法经济活动不受到随意干涉，致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材料4：

受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内很多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境。据统计，××省去年倒闭企业5万多家，关闭7千多家；与此呼应，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返乡潮。去年底，不少地区返乡民工达到3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50%,然而，西部巴山县和平村姚三多和他的村民们却似乎感受不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呼啸。

姚三多生于1960年，和妻子巧珍育有4个儿女。他所在的和平村距离县城6.5公里，共有村民560多人（计141户）。和平村与其他农村不同的是，它的村民没有一人外出打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走出了一条通过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的路子，农户年均收入4万左右。和平村被上级授予“百村典型示范工程（名优特菜种植）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1995年的和平村，一般家庭一年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元的收入，1995年之前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主要收入是靠砍伐木料卖给当地加工厂，由于长时间的砍伐，全村林子都被砍光了，甚至连国有林也全砍光了。和平村的村民们传统上种植小麦，但由于当地气候和土壤不适合小麦的生长，往往是种100斤收100斤，好的时候才是种100斤收140~150斤，粮食不够吃而要花钱从外地购买。

1995年当地政府开始摸索帮助农民增收的新路子，初步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1998年前后，乡政府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土豆，和平村的土壤适合土豆的生长，土豆产量很高。但是因为市场价格低，加之销售渠道不畅，因而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增收之路，当地政府也曾一度鼓励村民种植木耳和香菇，但2000年以来，陕西省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政府作出了禁止培植木耳和香菇的决定。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尝试之后，巴山县政府号召县郊的广大农民利用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特点，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及和平村的村民积极参与了这一调整性行动，他们在种植土豆的同时开始尝试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家在2000年从“架豆王”（蔬菜名）上获得的收入将近700元。姚三多以及他的乡亲们逐步尝到了种植“名优特”蔬菜的甜头，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2000年以后，他们迅速扩大种植面积，除了“架豆王”之外，还包括萝卜、白菜、甘蓝、菜花、西葫芦等多个品种，按照2005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甘蓝每亩收入为4000~5000元左右。白菜每亩收入4000元左右，“架豆王”每亩收入1000~1500元，菜花每亩收入2500元左右。一般家庭的蔬菜收入在4万元左右。

2008年，和平村经由农民经纪人的努力，这些蔬菜从县城进入省城，甚至远销到京城。目前，和平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一部分村民正在搭建蔬菜大棚，打算生产反季节蔬菜。2009年初，姚三多同村里其他人一样，也准备大干一场。他买了手机，添置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新拖拉机，打算新建楼房，为小孩结婚做准备。姚三多自豪地说“俺也要为拉动内需作贡献!”

材料5：

中国人的民生分布极不均衡：城乡之间不均衡，地区之间不均衡，阶层之间不均衡，行业之间不均衡。从民生困难的地方传出来四句话，叫做：“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篓，治安基本靠狗。”还有一句话是外国友人说的：“中国东部像是到了欧洲，到了中国西部像是到了非洲。”

在我国，不论城乡，当然主要是乡村，仍然存在小病不就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他们说：“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开个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全国约有3/4的人口，即10亿人缺医少药。缺医少药同另一部分的“医药过剩”有直接关系。在有些城市里，占全市人口百分之零点零几的少数人所耗费的医药费却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在城镇，房价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这是又一个困扰民生的大问题。贫困家庭不用说了，就是中等收入家庭，比如一个博士，工作后要积攒多少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是十几年，那要到多大岁数才能结婚?现在全国约有一百多万户城镇居民缺房，有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与此同时，看一看被揭露出的贪官，有的有几十套房子。再看一看富豪榜，名列前位的是一位又一位房地产商。反差之大，令人吃惊!

世界上许多民生搞得好的国家，基尼系数为0.15到0.18，而我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就已达到了0.467。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回避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不承认有弱势群体，结果弱势群体越来越多。从消费水平看，几百万条富人的狗的消费水平大大超过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如此之大，财富差距还要更大。仅从金融资产看，城镇20％最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66.8％。而占人口20％的最贫困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3％。收入差距过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众多不公上。

材料6：

32年前，中国是“重政治，轻经济”的思潮占上风。不纠正“轻经济”的思潮，中国人的吃饭都成问题，也就是说连生存型民生都成问题。可是，推行了“经济中心论”以后，有些人又搞起了GDP拜物教，以致出现了“经济这条腿很长，社会这条腿很短”的严酷现实。32年前，是“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笼罩着。过去，虽也有几度批判平均主义，只因顽症太顽，平均主义仍然弥漫。32年来，尤其是30年来，我们下真工夫纠正平均主义，取得了良好效果。哪知在一些人那里，又滋长了差距越大越好的倾向。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觉察出了差距过大以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强调“共同富裕”：1990年多次强调过，1992年多次强调过，1993又多次强调过，并多次指出：收入差距过大，“就失败了”，就“是走了邪路了”，就会“出问题”，就会“打内仗”，“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就是“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就不能不革命啊！”。可是，他老人家这么多语重心长的提醒，未能引起一些人的重视，是实在不应当的。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关注民生是要付出代价的。把收入用于教育就不能用于经济了；把收入用于环保，从眼前讲，必然提高了生产成本；雇主提高了雇员的工资，就必然降低雇主的收益。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的生存、生活、生计都是超人的，便很难想到众人的生存、生活、生计还有什么不便。就是看到、听到别人的生存、生活、生计有困难，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既得利益阶层自然不会只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可怕的是，确有那么几个既得利益阶层中的有些人，他们互相利用，抱成一团，共同对付弱势群体，置民生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政府也是“眼开眼闭”，不主持公正，无视民生，极力维护政府不应有的“非理性经济人”的角色，成了占人口一少部分的富人的代理人，这在西方就叫“政府失灵”。政府一失灵，那就要影响大局了。

市场不需要眼泪，可政府不可以没有眼泪。政府最忌与民争利。前边提到的近20年来，在40多个国家中开展以“瘦身政府”、“重塑政府”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响亮地提出：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关于弱势群体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见解。有把“弱势群体”称为“社会弱者”的，也有称为“最脆弱者”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指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理等各个方面来衡量，在社会上都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那些人。学术界一般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沦为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如年龄、疾病等；后者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下岗、失业、受排斥等。从我国弱势群体的整体情况看，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其陷于弱势地位的。弱势群体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社会的变迁，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成为弱势群体。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和普及，可以说是推动弱势群体概念成为社会科学主流话语之一的重要因素。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建立健全社会政策，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颁布了许多相关的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可是，弱势群体支持的制度化依然急需加快、加强和落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所追求的，不单是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政府调控，建立有效的分配和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这就是说，市场拉大贫富差距，政府要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一边拉大，一边缩小，这就是螺旋式上升。在社会政策上，把贫富差距缩小了，既非消灭了富人，也没有消灭穷人，富者恒富；在市场经济中，把贫富差距拉大了，也是既非消灭了富人，也没有消灭穷人，而是使穷人在不穷的新起点上，仍然会有所谓的相对贫困。市场规范竞争机制，政府强化民生职能，二者互补、互动，社会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地奔腾前进。

强化了民生职能的政府，叫民生政府。民生政府要有民生财政。所谓民生财政，是要在财政收入分配时，坚持民生优先，不断提高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财政公共服务的能力，使公共财政的春光普照广大民众。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包括遭受雪灾、震灾的地区。民生政府不仅关注民生、保障民生，而且注重顺乎民意、调动民力、建设国家、推动社会。

据统计，我国当前有700万城镇人口登记失业，有1000万下岗人员，有120万到150万城镇农民失业人员，还有80多万大学和专科毕业生。为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政府在今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不久前，温总理在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时又动情地说：“就业不仅是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材料7：

一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纳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对国家纳税，对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以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救助；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在捐赠上比从前有很大发展，在2008年初夏的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也是开展社会责任教育的大课堂。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第三次分配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的第三次分配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在我国现在只占到0.1%，而这0.1%中的80%还是来源于海外。这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企业家是“为富‘少捐’”或“为富‘不捐’”了。这怎么能说明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的企业家也做得很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的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重比美国等国高得多。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80%，我国10%的富人的所得税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地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额至少为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管理好分配的三个层次，也是作为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材料8：

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其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

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即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深层的理性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责制的启动，成为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在非典肆虐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各级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战胜非典危机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日就已宣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依法行政和民主监督三方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以罕见的篇幅阐述政府改革，其中对“监督”和“责任”的强调尤为突出。温家宝在报告中重申，“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并且明确指出，政府工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针对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温家宝又明确提出“四不放过”的事故处置原则，即“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这无疑是中央政府要厉行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表明，“问责制政府”的理念正在中国的政治和政府管理改革中积极推行。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加快了建立问责制度的步伐。去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官员引咎辞职的规定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以来，武汉市根据年初省人大提出的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已查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案件96起，处分党员干部83人，其中38人受到党纪处理，70人受到政纪处理，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湖南省长沙市、安徽省淮南市以及深圳特区等地也开始实施行政问责；而一些尚未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地区官员也从中受到警示。目前，国家监察部正在拟订一个对违法违纪者给予政纪党纪处分的量级法规。

在学术界和社团组织中，建立问责制政府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

继国务院批准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后，北京市和吉林省也分别批准在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中分别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

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是推行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的需要。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领导干部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发生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事故，身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干部，当然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

马富才、张文、刚占标的引咎辞职表明，身为领导干部，绝不是为了做官，而要切实承担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他们有责任为人民群众做事，也有责任承担发生特大事故的处罚。那种出了恶性事故无人负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材料9：

有错无为都是过，是过就应受追究。2009年2月1日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山东省蓬莱市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的《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公布施行。闻之，令人耳目一新。有错就是过，应该受到责任追究，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可是，“无为也是过”并受到问责追究却是新鲜事。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和工作人员中总是存在一种惯性或惰性思维：为官者只要不犯错误就是好官。因此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总是存在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态度的一些官员。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从过去的“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到如今用上班时间在网上聊天、玩游戏、下棋、“斗地主”。更有甚者，抱着“重视就是开会，检查就是喝醉”的观念“工作”，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中消磨时光。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人身在其位不履职、不尽责，不为群众办实事、谋福祉。这样的人对领导队伍重要作用的发挥有着毁灭性的破坏。

无为即是有过！无为是在误人、误事、误国，与执政为民的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和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相去甚远。把那些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工作不作为的人撤下来进行追究问责，同时起用那些能担当重任的干部，这不仅是转变机关职能、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的切实要求，也符合是人民群众的期待。蓬莱市的“问责办法”还赋予了“群众第一话语权”，通过公民投诉、举报、“网上民声”和人大、政协监督，媒体曝光问责等程序，问责“无为”者，这种办法，很值得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