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30 12:30:00 | 来源:网络及考生回忆
1. 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给定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 请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上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5. 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材料1:
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时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主任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材料2: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了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村民谢大嫂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垃圾清理,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材料3:
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材料4: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区乡村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记者到基层走访时发现,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他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闻。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难闻。在临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排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田,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材料5:
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的一起铁路补偿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资源管理等领域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原总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村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窝案绝非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统计,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材料6:
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材料7: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一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材料8:
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实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做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材料9: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是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一)请你概括“给定资料1—5”中所反映的主要问题。(15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
(二)分析“给定资料2”,请你指出导致村干部“求人办事”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20分)
要求:准确、具体。不超过200字。
(三)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6—9”中关于乡村工作的值得借鉴之处,给领导写一份简要汇报材料,并提出相关建议。(25分)
要求:全面、具体、简明、针对性强,不超过500字。
(四)通读“给定资料”之后,你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一定有所感触。请你以“守望家园”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结合个人体会;观点鲜明,语言流畅,议论深刻,结构严谨;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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